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为什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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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为什么被禁30多年？
2022-01-12 02:03:08　来源: 晓读晓看  

1972年5月，著名的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应中国政府之邀来华，计划拍摄一部反映当时中国真实状况的电影纪录片。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安东尼奥尼一行首先到达北京，随后南下，先后走访了河南林县、古城苏州、南京及中共诞生地上海，用大量的镜头记录下北京的街道和行人，以及工厂、医院、田间地头、学校、幼儿园以及城市弄堂等处，总共花了22天时间，消耗了3万米胶片，最后剪出一部时长近4个小时的电影纪录片。

这部最后被命名为《中国》的纪录片，由安东尼奥尼本人编剧并执导，其中将导演的创作想法和意图以旁白的形式穿插于影片中，是一部记录当时中国真实面貌的彩色影像。

然而，这部片子放映后，却在中国很快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引发了外交方面的争议，中国对此部影片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批判运动。

影片被禁映，这种结果是安东尼奥尼没有想到的，他本人对此深感痛苦和不解。

所以，这究竟是怎样一部片子，为何被禁映和批判呢？

作为中意文化交流活动，安东尼奥尼计划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影片

1970年11月6日，中国与意大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2年5月，作为中、意两国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受中国政府邀请，计划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作为一名已经成功的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之行充满向往和期待。

来之前，他将中国想象成一个童话色彩的国度，“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蓝色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

毕竟，那只是有一个遥远的异国人的想象，当真实的中国展现在眼前时，安东尼奥尼或许感觉到了和想象中巨大的差异。

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大国，虽然早在13世纪就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游记，但是几百年过去了，现在的中国还是马可波罗笔下那个富裕而美丽的国度吗？

这是安东尼奥尼极感兴趣和想要深入了解的东西。

街头标语

按照计划，安东尼奥尼在北京短暂停留后，会带着摄制小组从北京出发，到河南林县参观红旗渠、集体农庄，然后访问水乡苏州，了解中国的丝绸文化，再到南京作停留，最后前往上海寻访并参观中共诞生地。

本来计划半年时间的拍摄，由于条件所限，只用了22天就拍摄完成。

在这20多天里，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制团队深入中国农村和城市，抓取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镜头。其中，他们将大量的镜头对准了最基层的人民群众，捕捉他们脸上的表情以及面对镜头时不太自然的动作，观察他们的衣着、生活和工作场所，饶有兴味地展现他们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

这次的拍摄，对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费拉拉的安东尼奥尼来说，完全是一种不同的体验。

70年代，当时自行车的主流交通工具

那是1972年的中国，还在经历着战后一穷二白的重建和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封锁的困境，国家内部也正承受着文化大革命的创伤，经济非常落后，人民虽然贫穷，但“不挨饿了”。

自70年代初，由于中国在外交上的不懈努力，中西方的坚冰开始融化，外交上呈现出越来越喜人的局面。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是一个轰动世界的标志性事件，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可以说，整个70年代，新中国在外交上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硕的成果。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需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形象，安东尼奥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中意文化交流的使者，有机会来到中国拍摄影片。

对于一名成功而专业的导演来说，安东尼奥尼有自己独特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以及对工作的要求，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开放程度还非常有限，所以在工作安排和沟通交流上难免会有分歧和障碍。

对于中国当时的现状，安东尼奥尼显然有很多不能理解的地方，但作为一个西方世界的局外人，他不想站在评判者的角度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他只想客观而真实地记录当时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想近距离观察生活在这片有着悠久历史和神秘色彩的土地上的人民。

当然，作为一个影像艺术大师，我们不能苛求他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保持纯粹不偏不倚的态度，他的拍摄视角和艺术化剪辑即传达出创作者个人的思考和态度。

这也为他以及他的影片以后在中国所遭遇的大批判埋下了伏笔。

纪录片《中国》公映后，遭到中国方面强烈的批判

在中国的拍摄工作完成后，安东尼奥尼回到意大利，他将这些耗费了3万米胶片的素材剪成了一部3个多小时的电影纪录片《中国》。

纪录片《中国》

1973年1月，这部纪录片在意大利首映，一度引起轰动，《中国》受到热捧。

神秘的新中国对当时的西方世界来说是那样陌生和新鲜，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差异以及生活习俗的不同，这部影片上映后难免引发了中西方不同的解读。

当时，中国对这部影片的反应非常激烈，被认为只是反映了中国落后的一面，是为刻意丑化中国形象，其用心非常险恶。

导演安东尼奥尼被视为中国的敌人。

1974年1月，由《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开始，这场针对纪录片《中国》的批判运动迅速蔓延全国，持续了将近一年。

对安东尼奥尼来说，这种大规模的尖锐的批判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致命一击，他“非常沮丧”，甚至悲痛欲绝，他热爱中国，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结果。

他说：“对于中国，我尊重，然后热爱。”

虽然，安东尼奥尼在中国只待了短短不到一个月，但他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情感，然而《中国》却让他几乎心碎，这种痛苦的感觉一直伴随着他。

此后，他再未踏上中国的土地。

进入新世纪，这部被禁30多年的影片重现天日

时间来到了21世纪，与30多年前相比，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已是天翻地覆。

2004年11月，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这部对安东尼奥尼来说有着刻骨情感的影片终于在中国重见天日，中国人怀着浓厚的兴趣争相目睹这部被禁映30多年，曾经引起巨大争议和批判的电影。

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如今我们可以从客观的角度从容地审视这部拍摄于1972年、呈现一个西方导演艺术化了的关于中国的真实影像。

其实，这就是一部记录70年代中国普通人的纪实作品。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已经远去，人们只是想看看我们的父母辈曾经生活的时代究竟是怎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影片无疑对新世纪的年轻人来说具有独特的意义和珍贵的历史价值。

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

如果对艺术电影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方文艺电影通常关注的是个体，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导演们可以不厌其烦地将镜头长时间停留在一个人的面部，非常细致入微地通过人的表情或动作来透视一个人深层的内心活动。

就像安东尼奥尼所说，他始终关心的是人，所拍的是普通的中国人。

所以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是大量的未加任何雕饰的普通中国人，年轻的中国姑娘们素朴的穿着和纯净的脸庞，幼儿园小朋友们可爱、呆萌而幼稚的表情，勤劳的农民不知疲倦地在田地劳作，“能顶半边天”的女工们力争上游的劲头……

安东尼奥尼通过影片旁白道：“中国的人民就是这部片子的明星，我们不期望解释中国，只希望观察这众多的脸、动作和习惯。”

因此，从一个外来观察者的角度，他看到的是人们穿着灰暗单调、表情沉闷，物质匮乏，但也不挨饿……他们看起来既不焦虑，也不着急。

影片中，有大量年轻女孩和小孩子的特写镜头，他们纯洁无邪，用一双双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些外来者，看着他们的镜头，有点呆萌可爱，又有点害羞矜持，尽管有某种约束，但他们天性中流露出来的单纯和好奇，似乎传达着一个民族美好的希望和未来。

幼儿园的孩子们

影片对中国当时的配给制、人民公社、义务教育、免费医疗等状况做了简单介绍，也试图将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和文化传统穿插其中。

但毕竟有巨大的文化上的隔膜，导演对当时中国人的理解显然更多只停留于表面，当然，即使再高明的人，在短短的20几天中也不可能透彻地了解一个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度。

影片解说道：“在中国几乎感觉不到感情和痛苦，它们隐藏在简朴和含蓄的后面。”

尽管拍摄行程是中国方面安排好的，但安东尼奥尼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有时候会擅自深入到最基层的群众中，比如闯入马路上的集贸市场、幼儿园孩子们吃喝拉撒的地方、城市饭馆中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时候他们还搭讪周围的群众……

影片用很多长镜头和慢镜头对准人们的脸、表情和动作。

淘菜的老人

在河南林县，那些可能一辈子都未曾离开过村子的村民们对这几个来自西方世界的洋人感到说不出的惊讶、惊呆、好奇和不解，村子的群众几乎倾巢出动，像观看“珍稀动物”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闯入他们世界的“天外来客”。

很多人衣衫褴褛，形容枯瘦，他们好奇地围观着，偷偷地窥视着，有时表现出不安、羞怯或惊恐。

安东尼奥尼后来恍悟：原来他们这几个洋人才是被中国人围观的对象！

走过那些崎岖不平的道路，穿过那些好奇的人群，远观那些在田地或河流上辛勤劳作的人们……安东尼奥尼觉得，在某个时刻，他们掌握了真实，但真实稍纵即逝。

镜头下的年轻姑娘

无论是那些饱经沧桑的面孔、保持距离的情侣、青春洋溢的面孔，还是天真烂漫的孩子，他们都可以成为他镜头中的主角，他乐于拍这些也许无足轻重的普通人。

虽然影片中缺乏那些所谓“伟光正”的人物形象，也没有很好地展现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绩，而是如同碎片般拼接出一个个普通人的面孔，以及他们说不上高兴或悲伤的表情，但不可否认，人，才是历史的推动者。

这部《中国》属于我们的过去，同时启示着我们的未来

什么是真实？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记录，是我们很多人没有见过的真实的过去，那是我们的父辈、祖辈，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未来……

现在看着这些珍贵的影像，我们唯有感慨，曾经一穷二白的祖国是如何经历千辛万苦，才为后代奠定了如今这和平昌盛的基础！

我们也应该感谢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制组为我们留下的这些弥足珍贵的影像记录，为我们的历史增添了更丰富的底色。

历史像一面镜子，但也不止于此。

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我们已从以前的一穷二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有了这些真实影像的对比，尤其使人感慨万千。

这部《中国》属于我们的过去时代，同时也指引和启示着我们的未来。

尊重、理解与传承，或许才是这部影片对于我们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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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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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惟一一个西方导演来华拍纪录片——

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传奇

http://qnck.cyol.com 文　舒云 2007-08-14 12:03 中青报订阅

    ２００７年７月３０日，享誉世界的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逝世，享年９５岁。这位导演和中国颇有渊源，１９７２年他受中国政府邀请拍摄了大型纪录片《中国》。在西方世界，该片获得了很高评价，被评为１９７３年在美国播出的“十佳纪录片”之一，美国广播公司甚至花２５万美元购进该片首播权。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认为该片严重丑化中国人，批判它是“一株大毒草”，并借机攻击周恩来。

　　１．拍摄路线由中方安排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５日，中国和意大利正式建交。１９７１年５月２１日，意大利外贸部长访华，随员中有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７月２０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申请到中国拍摄纪录片。新中国成立后几乎与世隔绝，美国禁止包括记者在内的美国人到中国旅行，违者吊销护照。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从罗马向国内发回报告：鉴于意中友好，并考虑到意大利记者陪同外贸部长访华的客观报道，建议同意。经最高层点头，中国外交部向意发出来华拍片邀请。

　　拍摄中国的任务交给了世界级导演安东尼奥尼。他的摄制组除了他，只有摄影师、助理录音，以及他后来的妻子恩里卡。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之旅是他的蜜月之旅，除了收获《中国》，也收获了他一生的爱情。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３日，安东尼奥尼一行乘飞机抵达香港，然后乘火车到广州。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回忆：“火车上带着大包小包的中国人很多。中国人单纯，我很喜欢，扛起机器就想拍。安东尼奥尼不让，说理解再拍。他当时以为机会还很多，后来才后悔少拍了一个城市。”

　　安东尼奥尼此行的“野心”不小，他计划拍摄半年，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作为拍摄目标。他想去外国人从未到过的地方：偏远的农村，荒凉的沙漠，并拍摄出生与死亡等主题。

　　但１９７２年的中国还处在封闭之中，与安东尼奥尼理想的路线完全不同，中国官方只同意他拍摄北京、林县（河南省的，现为林州市）、苏州、南京、上海５个地方，林县还是安东尼奥尼争取到的。刚开始，他被拒绝的理由是那里不通火车，没有酒店，但后来中国官方还是同意了，毕竟林县有值得骄傲的红旗渠（１９６０年２月开始修建，１９６９年７月竣工）。值得一提的是，双方当时讨论拍摄路线就花了３天时间，安东尼奥尼最后只好妥协。

　　２．周总理把红旗车借给摄制组

　　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红帽子、蓝衣服的工人在罗湖口岸卸货。蓝色是当时中国人衣服的主色，外套是开领的军服式样，妇女穿一侧扣子的高领衬衫，西方裁缝会感觉尺寸过肥。

　　在西方人眼中，农民的服装更漂亮，黑色的粗棉布，裤子在脚踝束起来。来中国之前，安东尼奥尼认为中国是他心中的童话，黄色河流和沙漠、盐的房子和路。但他看到的中国却不是童话。每天早晨马路被“染”成蓝色，成千上万的“蓝色”骑车上班，占据了整条大街，就像八亿蓝色的中国人走过。安东尼奥尼说：中国正在打开大门，但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大部分地方仍不得而知，我们到中国只是瞧了一眼而已。他什么都想拍，总在摄影师耳旁叫，拍这个拍那个，有时候一天就拍了８０个镜头。

　　影片《中国》的第一部分是北京，小学、老住宅、针灸麻醉的剖腹产、棉纺厂等；第二部分是河南林县农村、红旗渠以及江苏的古城苏州；第三部分是上海的码头和工厂；最后是中国杂技。影片从《我爱北京天安门》的童声合唱开始，衣着朴素的姑娘、打太极拳的长者、许多普通的中国人在天安门广场拍照。然后镜头西行，在中南海新华门前被制止。

　　当然，也有得到支持的时候。现任意大利驻华大使孟凯帝当时还是驻华使馆的一等秘书，他当时恰好陪同安东尼奥尼在北京拍摄。据他回忆：“我们在王府井拍摄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自己的红旗敞篷车借给我们当摄影车。”

　　３．偷拍到“军事机密”

　　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里，中国是谜一般的国度。他不刻意捕捉，只让镜头静静地摇过那个时代的王府井、西四、鼓楼和故宫，以及在长城写生的学生、天坛的游人。他拍了中国安排的内容：工厂、学校、幼儿园的歌声，下课了仍在不同角落读书的孩子——个别胆大的仰起小脸东张西望，公园里的笑脸，人们做操、跑步……最完整的段落是针灸麻醉的剖腹产手术，这是中国引以为豪的一项成就——剖腹居然不用麻药，只靠银针止痛！镜头从长长的银针插向滚圆的肚皮开始，一直到新生命的诞生，几乎像科教片。而安东尼奥尼想拍的葬礼则是用远镜头偷拍的。

　　在小城苏州，当地有名的回民面店被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在看外国人拍摄老百姓吃面条。安东尼奥尼没有拍到婚礼，翻译说这几天没人结婚。在上海城隍庙、茶楼，样板戏音乐创造出神秘的气氛，马路上的行人好奇地望着摄影机。安东尼奥尼想换一个角度拍黄浦江，好不容易说服陪同的中国官员去对岸，但工厂负责人却不同意他们穿过工厂。拍摄中国深层的真实困难极了，“狡猾”的安东尼奥尼不得不尽一切可能偷拍，而他居然偷拍到了黄浦江上的中国军舰，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军事秘密！

　　当然摄影机有它的神奇，未经安排的东西常常闯进来。工人下班后留在院子开会，安东尼奥尼偶然看到并拍了下来。在林县，安东尼奥尼让摄影机随意游荡。他们擅自闯入一个荒凉的小山村，镜头始终对准村民四处躲藏又满是惶恐的脸。在路上，安东尼奥尼看到有人行动异常，跟了过去，结果拍到“地下”自由市场，与北京大商场的琳琅满目形成鲜明的对比。镜头中的人脸也流露出明显的不安。

　　４．江青借机加害周恩来

　　中国邀请“左倾”的安东尼奥尼，是想通过他的镜头向世界宣传中国的美好，而安东尼奥尼却希望走进中国的背后，拍真实的中国人，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所以双方的矛盾几乎无法缓和，有时超过了中方能忍受的范围，拍摄只能暂停。过上几个小时或等到第二天再重新开始拍摄。因为最后没有翻脸，安东尼奥尼也就不以为意。短短２２天，两台摄影机拍摄了３万米胶片，他都带走了，最后剪成２２０分钟的《中国》。

　　１９７３年１月，《中国》首映式在罗马举行。会上，安氏作了即兴发言：“对于中国，我尊重，然后热爱。”这部纪录片被西方舆论称为“诚实的独白”。不久，美国广播公司花了２５万美元购买它在美国的公开放映权，并取得非常高的收视率。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抽空看了两次。

　　不过，苏联却利用该片来进行反华宣传。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台湾当局也让电视台播放这部纪录片，还规定小学生看完要写观后感。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底，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大型纪录片《中国》。但鞭长莫及，影片作为１９７４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活动计划的一部分，被安排在该城的凤凰剧院上映。得知消息后，中国外交官抗议放映这部影片，意大利政府也尽一切可能制止这部影片放映。不过，因为展方的坚持，影片最后还是得以公映。

　　当时，江青妄图借批林批孔，给批准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拍摄的周恩来加上罪名。江青还将外交部邀安东尼奥尼来华定为“卖国行径”。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发表《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认为影片《中国》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５．儿歌唱“气死安东尼奥尼”

　　此后，声势浩大的批判持续了将近一年。其中仅１９７４年二三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成一本２００页、有４３篇文章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４年６月版）。

　　批判文章认为，《中国》大拍特拍落后的一面。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却不厌其烦地呈现当地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老弱的牲口、破败的房屋。北京被抹上一层青光，更加古旧，住房非常简陋，城市规划令人失望，老百姓用钱和票证购物。庄严的天安门故意拍成时远时近的破碎集市，甚至恶意拍摄去天安门附近上公厕的人；十三陵地下宫殿后面接着是一队扛着铁锹的学生，影射中国比几百年前好不了多少。苏州依旧古老，同一条河边，有洗衣、淘米的，也有倒脏水的。

　　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笼罩着浊雾，没有制造万吨巨轮的造船厂，江上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只有小木船才是中国的。他还故意从很坏的角度拍南京长江大桥，拍得歪歪斜斜，又插入一个桥下晾裤子的镜头。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长镜头死死地盯着从国营食品店出来的老太太的小脚，围观的老百姓衣着不整，表情呆滞。

　　当时，甚至有这么一首儿歌：“红小兵，志气高，要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学马列，批林彪，从小革命劲头高。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安东尼奥尼的冷静和旁观，与中国当时的纪录电影完全不一样，差异不仅表现在形式技巧上，更体现在对纪录电影功能的认识上。如今３２年过去，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２００４年１１月，意大利驻华使馆和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这是《中国》在中国的首映，已经９０多岁的安东尼奥尼因病未能出席。那个特定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甚至擤鼻涕、上厕所……令３２年后的观众笑声、惊叹声不断，长久的掌声表明，中国人接受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参考辞典

  
　　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Ｍｉｃｈｅｌａｎｇｅｌｏ　Ａｎｔｏｎｉｏｎｉ），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９日出生在意大利北方历史名城费拉拉。大学学的是经济学，２０岁前倾心造型美术，后来迷上戏剧。曾拍过精神病院的纪录片，这使他提倡内心电影。他先为杂志撰稿，１９４０年开始拍摄短片，１９５０年拍摄第一部故事片《爱情故事》，深受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他的影片对话极少，长时间地固定拍摄和缓慢移动镜头，其导演理念对世界电影艺术影响极大。他的影片《奇遇》、《红色沙漠》、《春光乍现》、《云上的日子》等，都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１９９５年他获得好莱坞终身成就奖。他的最后一部电影是２００４年与索德伯格合拍的《爱神》。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7-08/14/content_18597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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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尼《中国》：32年之后的理解和宽容
2009年11月20日 09:33　来源：文汇报

安东尼奥尼

　　安东尼奥尼导演的纪录片《中国》在“imdb”和“豆瓣”上的评分均为7.3，比同是他作品的《云上的日子》，都要高出近1分。后者因为有让·雷诺、苏菲·玛索、约翰·马尔科维奇等一众明星的加盟，以及笔记体叙事模式，被如今的文青当做电影宝典之一。不过，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和《云上的日子》拥有数千投票评分相比，《中国》在imdb上只有26人参与投票，可见这部影片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只是久闻其名而已。

　　而且，直到西方公映32年后的2004年，《中国》才在中国第一次公开放映——或许这正是理解和宽容需要的时间。此时的安东尼奥尼已经瘫痪10年，无法再来中国了。2007年，安东尼奥尼在罗马病逝，享年94岁。

　　我用形象思考中国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也是公认在电影美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上世纪70年代，60岁的安东尼奥尼对“红色中国”充满了浪漫的向往。在自传中，他这样描述对中国的想象：“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脑中的形象主要是带有童话色彩的：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

　　纪录片《中国》的素材有3万米之多。安东尼奥尼最后剪辑成的影片超过3小时40分钟，用去的素材只是其中的1万多米。其余的素材至今留在意大利，静静地背负着一个时代的影像和激情——西方人曾经的眼光，中国人的过往，还有电影大师挥之不去的激情和记忆。

　　1972年5月，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制组接受中国政府邀请，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他终于有了和中国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纪录片《中国》因此诞生。只是直到安东尼奥尼去世前，《中国》才在中国正式公映。2004年11月25日，在《中国》首映的30多年多后，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安东尼奥尼贡献影展之上，这部纪录片第一次在中国公映。好与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安东尼奥尼以现实主义电影大师的眼光，为中国留下的珍贵影像，却是留给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我们最好的礼物。

　　“先准备理解，再拍摄”

　　按照安东尼奥尼的设想，《中国》是一部不带教育意图的政治纪录片：“我是个观众，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游者。”

　　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不为人知的国家。这样的认知差不多代表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就像一只睡狮般神秘莫测。安东尼奥尼曾这样描述他拍摄《中国》的初衷：在这个国家中，我知道人民以前生活在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下，而1972年的今天，他们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种普遍的贫穷，但这种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更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

　　香港是安东尼奥尼1972年到达中国的“跳板”。在罗湖口岸，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正要拍摄，因为眼前的景象在他看来充满寓意：一座普通的木桥连接两岸，一边是英国人，另一边是中国士兵。卢奇亚诺回忆说，我们到了桥这边，我扛起机器，装上胶片，刚想开始拍，安东尼奥尼说：“不，不要拍”。我问为什么不拍，他说：“我们先理解，先准备理解，然后我们再拍”。

　　中国之行也是蜜月之旅

　　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时的助手和女友，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恩丽卡，比安东尼奥尼小大约40岁。她回忆了19岁的她和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的日子。

　　恩丽卡回忆说，中国之行也算她和安东尼奥尼的蜜月之旅。安东尼奥尼对大家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中国，“他说，我没有兴趣听别人说中国，我想带着我的摄影机走走，让我自己看。”

　　1972年5月，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制组来到中国，在22天的时间里，他们匆勿赶往北京、林县、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包括天安门、红旗渠在内的中国地标，都“走”进了他的镜头。林县红旗渠是安东尼奥尼的拍摄地点之一，这个人力创造的奇迹直到今天依然令人惊叹。但在到达林县的第二天，安东尼奥尼发现，他昨天所看到的村庄已经被粉刷一新。于是，他断然停止了当天的拍摄。安东尼奥尼非常吃惊，他说：“对不起，我不能拍了。”对于安东尼奥尼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是一场闹剧，《中国》摄影师卢奇亚诺说，“可怜他们工作一个晚上，让村庄焕然一新。但是我们不想改变什么，我们只想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

　　“恶毒透顶”的罪状

　　不过，上世纪70年代《中国》在西方公映时，批评声却响成一片。“丑化中国”和“美化中国”的批评几乎以1：1的阵势向安东尼奥尼扑来，没有人买他的账。恩丽卡回忆说：“当这部电影在威尼斯同观众见面之后，好像米开朗基罗在离开电影院的时候，还和一些中国人打了起来，他对这种行为很不理解。”

　　更糟糕的是，在中国国内，《中国》被扣上了“反华”的帽子，批判的声势比西方更加浩大。直到2004年，拍摄已经超过30年的《中国》，始终不曾在中国国内公映，成了安东尼奥尼的心结。

　　安东尼奥尼“恶毒透顶”的表现之一是配乐的“别有用心”。当样板戏《龙江颂》中“抬起头，挺胸膛”的音乐响起时，画面上出现的却是养猪场的画面。当时的批评文章认为，这是蓄意污蔑革命样板戏，攻击中国的文艺革命。

　　摄影师卢奇亚诺回忆说，“当时无论在哪里，总是时不时地听到一个声音在唱，大喇叭里总是传来这些歌曲。我们拍摄时并不知道那些歌在唱什么。”猪圈在摄制组看来，代表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带我们拍摄了养殖场的猪圈，我拍了。拍摄的同时，大喇叭里播着响亮的歌曲，影片就是这样剪辑完成的。我们后来才知道那首歌说的是‘中国人民昂起头’，我们应该删掉它，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对立冲突由此产生了非常大的危害。仿佛我们在藐视中国人民。”

　　不安的面孔让西方人反思

　　摄影师卢奇亚诺印象里拍摄《中国》时，遭遇的惊奇的注视、不安的躲避，如今依旧能在影片中找到痕迹。恩丽卡和摄影师卢奇亚诺回忆中，在那时中国人的眼里，他们这些大眼睛、高鼻梁、白皮肤的卷发外国人，言谈举止实在夸张。“镜头前的中国人质朴礼貌，甚至担心走开会是一种冒犯，所以在镜头前能熬就熬，常常僵硬如石头一般一动不动。”不过，重要的是，安东尼奥尼一行从中国人眼中读到了很多东西，却从未看到敌意。

　　任村是安东尼奥尼去红旗渠的路上经过的一个普通村庄。安东尼奥尼不顾陪同人员的反对，坚持下车拍摄。然而这一次，村庄里那些惊奇不安的中国面孔，却引发了安东尼奥尼对自己这种拍摄方式的反思。

　　在影片中，安东尼奥尼有一段内心独白，“这些中国人从没见过一个西方人，他们走到门口，既惊讶、又害羞和好奇，想多看我们几眼的愿望如此强烈。我们继续拍摄，但很快就意识到，外国人和‘怪物’正是我们，我们自以为是在镜头这一边的人。我们对他们来说仍是不明物体，也许还有一点可笑，这是对我们身为欧洲人的自豪的一盆冷水。”